一、“大观在上”：从经济数字直观看新中国75周年的伟大历史成就及其光明正大之道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从旧中国的一穷二白到2010年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到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变成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最大引擎。

　　中国以制造业为立国、强国之基，变成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9万亿元，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500种主要工业制造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的造不出一辆汽车，到外媒所说的“中国制造几乎填满了全球所有已知领域”。

　　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业大国，离不开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75年来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港口集群，铁路和公路客货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等居世界第一。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4.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2/3以上。世界前十大港口，中国占据七席。

　　195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仅11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不到1%，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全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2.4%，连续7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近年来，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等高科技工业产品，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新三样”，取代了家电、家具、服装的中国制造“老三样”。新能源电车成为中国制造走向海外的一张新王牌，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65%。

　　中国制造这一跨越式增长的背后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坚实支撑，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3.3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23年末，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学技术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界首位。诚如韩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的“中国制造已不单单是‘制造’，更是技术上的创造”，中国正在迈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

　　中国科技创新背后是教育、人才的基础性支撑。202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均位居世界首位。

　　在《论十大关系》解释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以上数字充足表现中国彻底告别了一穷二白。

　　中国5G通信技术领跑世界，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到2023底已培育421家国家级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中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居世界第一。从文明史的历史来看，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挨打赶超，在数字文明时代则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0年底中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全解决了消灭绝对贫困问题这一艰巨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历史性贡献；中国建成了世界顶级规模的社保体系，发挥了可持续的托底作用；2023年中国人均GDP达8.9万元，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2万元，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跃升为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以东西部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以上数字，直观显示了75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所达到的历史性跃升与世界影响力，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

　　中国对于世界的内在吸引力，就在于中国道路蕴含的“中至正之道”。中国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明正大的普遍大道，正如70年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充满自信地说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新中国的75年历史，正是从旧中国的一穷二白跃升为“充实而有光辉”的新中国的历史，“充实而有光辉”之大国就是合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为一体的文明大国。

　　中国民族从新中国成立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新时代的强起来，正是“充实”的最集中、完整体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意味着中国从成为政治大国，到成为经济大国，再到成为文化大国的连续发展、累积过程。

　　中国只有首先取得国家独立、政治独立，才能经济独立自主，从而发展大国经济，否则政治不独立、政治依附下只能是经济依附。中国作为广土众民的超大规模国家，不同于小国，依附性的经济只能被锁闭在价值链的低端，更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最终是少部分人受益但整个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政治、军事不独立，经济即使发展起来，对帝国主义霸权形成挑战也会被其遏制而停滞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压倒美国时，美国就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就是日本停滞的三十年。

　　当欧洲整合起来，欧元对美元霸权构成挑战后，美国就全力遏制欧洲，打压欧元，通过关押法国阿尔斯通的副总裁，逼迫法国将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阿尔斯通卖给美国GE公司。近年又通过俄乌冲突，打断欧洲的再工业化与战略自主进程，逼欧洲企业转移到美国。

　　然而日本、欧洲敢怒不敢言，主要是因为日本、欧洲都有美国驻军，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独立的国家，那就是中、美、俄，话虽极端，却让人深思。

　　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认知战，无所不用其极地全方位遏制中国。中国坚决应战，加速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挺住了美国的混合战。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欧洲，就是中国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而这是中国革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带来的丰厚的精神遗产。

　　今年9月30日是第十一个烈士纪念日，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英烈的功绩。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

　　1962年9月29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选集》第四卷，回应说：“我们经过了28年的斗争，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一年半后的1964年3月24日，在同、、谭震林等谈话，当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更直截了当地总结《毛选》是“血的著作”，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么多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中国革命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走的是一条最难的路，正是由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才带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彻底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跟中国革命一样走的是最难的道路，正是因为走了最难的道路，所以新中国才能在短短三十年快速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才能在2018年以来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坚定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先难后易的道路，正是选择走最难的道路、两个彻底性的深厚底蕴，水到渠成地带来新时代在科技与文化两端的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自信自强可谓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各阶段“一以贯之之道”。中国革命天翻地覆的三十年与新中国天翻地覆的75年发展跃升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新时代的强起来，重点是让中国成为文化大国。所谓文化大国，是在文化价值的内聚力与外部吸引力层面成为大国；是在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整全性的文明大国。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是文明复兴，是在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文明体的方式实现复兴，回到历史的中国的荣光。

　　75年前的1949年9月16日，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之一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充满自信地指出：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更是生动地指出：“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这是破除西方精神侵略后的文化自信，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以弱胜强的关键：立国之战的背后是立国精神的支撑。

　　仓廪实而知礼节，充实之为充实首先是仓廪实即成为经济大国。经济大国前端的政治大国与后端的文化大国之充实，可能不如经济大国之充实一般可见，但政治是仓廪实的经济之保障与方向，知礼节之文化是经济发展后的安身立命所在。

　　但同时，经济是政治、文化稳固的基础，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可谓是三位一体。中国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保持并更加稳固了中国文明一直以来的大一统国家传统，达到了现代中国的新的政治统一、文化统一之合一，而这不能离开作为国家政治、精神文化基础的经济的强大。

　　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其中一以贯之道是中国社会主义之道，是先难后易走出的大道，是正大光明之道。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成为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充实之集中体现是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有光辉是成为文化大国，具有文明的普遍性。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顾名思义，最深刻、充分、完整地体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本质。

　　要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建立的新中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本质，就要深刻理解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而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历史。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以及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的激发。

　　1944年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最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中国人把政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考虑，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又说“我们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何谓政治？政治，最简单地说来，就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这一切为《为人民服务》所深刻揭示，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需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讲到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解放人民的，他说：“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接着，他又饱含感情地说到人解救中国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义。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短短几百字的《为人民服务》，写出了人的觉悟——眼里看到所有人，并以彻底的平等心来帮助人民觉悟，从而改变人民受苦的命运。

　　由此，我们能深刻理解所说的两段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国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这里的“人”不是离开各种共同体关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中国组织、带领的人民的共同体。

　　人民既是最大的复数，同时又是最大的单数。最大的单数是“我”，意谓每一个个体的“我”为了“我们”、为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自我觉悟；最大的复数是由一个个“我”最终有机构成的“我们”，乃是如大海一样汇集每一条江河、汇聚每一条溪流，根本上是汇聚每一滴水而成其为大海。

　　从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人开始，中国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形象地譬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为何始终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

　　那是因为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相信，人民与“我”一样。激发人民的觉悟的无限潜能，就是党要做的工作。人民觉悟起来，就能组织起来，从而团结起来，为了共同事业而共同奋斗。觉悟、组织、团结是这一切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领导的军队是中国人民，顾名思义就是为着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当家作主。人民在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这一政治语言一以贯之于新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

　　政府是人民政府，两会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公检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无不冠之于“人民”之名，完整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当家作主。早在1948年，就说过：“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中国人民民主之根本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之成为可能，在于人民的自我觉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完全是一体相生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政治秩序，二者是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关系。

　　中国若脱离了中国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中国人民若脱离了中国的领导，就会回到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也就不成为政治学意义的具有高度自觉而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

　　“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新政治秩序，中国与中国人民选择的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充实”之为“充实”的最根本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归向于社会主义大道。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之要义，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成为“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首先，新中国成立75年来，只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到十四五规划就是最好的例子），才能使在中国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若不是走社会主义大道，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都会存在的贫富差距、阶级固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未来的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更是一再提醒，“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别的地方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一定要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

　　中国社会主义既保持以全社会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的原则，同时又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这就是中国独有的、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执两用中”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道，就是守正创新的文明意义，就是与时偕行的中正之道。

　　中国社会主义中道既坚持社会优先、保护社会，防止卡尔·波兰尼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资本至上对于社会的破坏，同时又对市场、资本、技术善加利用，发挥其社会活力、经济动力，从而充分解放、发展生产力，但对于市场、资本、技术存在的过度逐利对于社会的破坏又加以规训。

　　如此，则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为德性经济，社会主义政治为德性政治，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着眼于客观行为的结果。“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船山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社会主义造就之德性社会正是“善莫大焉”。

　　作为政治组织动员领导者的中国、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与二者追求的制度、理想即中国社会主义，三者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紧密一体联系。

　　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有鉴于当年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时代，习在两个务必基础上提出“三个务必”，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延安时期，回答黄炎培窑洞之问，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一再给黄炎培回信，一以贯之的正是守谦之道。

　　守谦之道背后是中国文明最为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大国不能没有历史，年轻大国没有经历起落则狂妄无知，以恃强凌弱为自然，而不知亢龙有悔。中国历史王朝有兴亡，但中国文明却能一次次衰而复兴，变成全球上唯一保持文明连续性与大一统的文明与国家，其中有“可大可久之道”，这就是执两用中的大中至正之道。拉长历史来看，具有深厚历史文明意识的中国文明深刻理解到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支撑的道义而非霸权才是最为持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与中国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一样，也是在忧患中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遇到美国入侵朝鲜，战火烧到中国鸭绿江边，中国不怕再次燃起战火而推迟建设，毅然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逼美国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定。新中国打赢了一场立国之战，后人没办法想象当时之凶险与出兵决策之艰难。

　　1950年代初尤其是抗美援朝后，中苏两国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但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论战而交恶，196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霸权大国的封锁。封锁反而激发全体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短短三十年快速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十余年后，又遇到美国的制裁。中国不惧制裁，保持战略定力，相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不得不放弃制裁。

　　此后，中国与美国经历艰难的谈判，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后不到十年时间，就在2010年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当时就想如之前遏制日本、欧洲一样遏制中国，但911事件的爆发，美国不得不推迟对于中国的遏制。

　　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已提出亚太再平衡，共和党特朗普上台后先是提出印太战略，接着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的遏制，还纠结盟友一同遏制、围堵中国，在科技封锁、脱钩断链、出台实体清单进行技术管制方面更是层层加码。

　　面对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持续对中国的科技战，中国没有后退，坚决应战。科技战使中国反而加速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逼中国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美国脱钩断链的做法结果是反噬其身，其自私自利又让盟友的离心力加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精神与中国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一样，忧患意识同时意味着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这正是习提出“三个务必”的强调之一所在。

　　1949年开国大典上，城楼上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第二年，提议将城楼东侧标语改写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仅要救中国、解放全中国，还要拯救世界、解放全世界，这背后是中国文明由家国共同体扩展，到天下共同体的天下一家的天下情怀与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之间一以贯之的立国精神。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乃是“至大无外”之大，即内有国内统一战线，外有国际统一战线。

　　五、全面创制的典章制度自觉：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与传承发展的“损益之道”

　　充实之最大者乃是要最终上升到制度层面。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两个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要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意义连在一起来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深远历史意义要放到文明论、政治学的视野中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总体都是以制度建设作为主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动态过程中的逐渐完备与发展，这些充足表现注重全面改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在根本上意味着“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其全面创制之全面性的制度完备、体大思精之要求，一如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作乐，两千年前秦朝确立的郡县制以及“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

　　“深化”体现的制度的继续完善和发展，意味着中华文明强调的典章制度自觉。典章制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度体系，典章制度自觉也就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制度意识、制度思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之核心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具有的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其所指向的是中国未来千年制度，而不是一时一地。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准确的看出三者的连续性。全面深化改革充足表现了中国文明“革故鼎新”与“集大成”的文明传统。

　　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与“集大成”的中国文明传统，要与去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第二个结合”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文明传统的传承发展，体现的是孔子所说的损益之道。

　　孔子弟子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国可知者，乃是如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拿历史来教育最有效力了”。

　　百世可知者，就是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依然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德性政治、德性经济传统。中国社会主义的德性特质、国际主义与儒家的德性特质、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所以社会主义在欧洲产生，在其发源地式微，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正是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中国社会主义是对中国文明德性传统的传承、发展。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一以贯之的，一种原因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完备、发展与定型，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新道统的建立，政治制度的支撑乃在于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强调的“道统”。中国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新道统的建立，新时代同时强调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念兹在兹者正在于新道统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团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会上升到道统这一具有普遍性文明原理的高度。充实而有光辉之“光辉”的本质就是文明、道统，也就是中国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意义，其“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将开中国下一个千年新局。同时针对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给世界带来破坏社会、破坏生态的灾难，带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中国将提供新的文明想象，提供更为公平、正义、合理的新文明秩序。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具有全面创制的文明意义，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跃升到“充实而有光辉”的新中国。